Charles Zhang玩博客

美国《洛杉矶时报》2009年9月21日文章：谷歌在中国寻找用户（作者：David Pierson）
Google进入中国已有九年时间了，九年里，它的脚步越来越慢，甚至到了被挤出市场的边缘。
位于加利福尼亚The Mountain View的谷歌，搜索业务上依然被它在中国的对手——土生土长的百度压制着。百度拥有的市场份额是Google的两倍，而且它作为本国企业，受到了政府的更多支持。

如今，Google中国最有影响人物李开复的离职，无疑给了志在赢得全球最大、增速最快的互联网市场的Google一记重拳。

尽管Google中国在经营上会有这样那样的客观因素干扰，但有分析家指出，Google在中国犯下的毛病反映了它最明显的缺点：品牌认知的缺乏。

Google——创新技术的引领者，或许是中国白领阶层选择的搜索引擎。但中国3.4亿网民中有三分之二是年轻人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他们大多数都被百度的服务吸引过去了：通过百度主页，他们可以轻松找到MP3、论坛信息等等，而不是选择同样能轻松找到这些信息的Google。

“并不是百度在这些产品上比Google做得好，有些其实还比不上Google，”易观国际CEO于扬分析说。“问题关键在品牌认知上。网民不知道‘Google’这个名字，甚至连怎么写都搞不清楚。”

三年前，Google中国终于重新取了个中文名字“谷歌”，原因是中国网民已经对读写“Google”这个词感到抓狂了。但即使做了这样的努力，也很难引起大范围的共鸣：很多中国网民按照习惯读成 “gogo”，还有些人直接输入“G.CN”的域名进入Google中国主页。

分析家认为李开复之所以离开工作已久的谷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总部对中国市场数据的不满。分析指出，在世界其他地方，Google早已处于优势地位，所以公司总部的人很难理解中国市场的复杂性。

“Google似乎从来没有在中国推广过品牌。”技术与媒体资讯公司沃尔夫亚洲集团主席大卫沃尔夫说道。“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东西，大多数地方品牌知名度都是口耳相传推广的。Google从来没有对其进行过市场操作。推广与不推广，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谷歌发言人约翰•皮内特称，推进公司的产品是目前中国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不过他暗示积极的市场举措正在实施中。皮内特表示，尽管公司对李开复的离开非常遗憾，但Google依然用创新独特的技术在市场上界定自己的地位。

“人们使用Google大多是外国信息、英文的搜索，”皮内特说。“这让我们决定把Google推向中国的大学学生，还有其他有这方面需求的群体。”

2000年，Google用自己的中文版本搜索引擎打开了中国市场，这比百度网站启动时间还早一年。但Google“遥控指挥”了中国站很多年，直到 2005年才在中国落地生根。这期间给了百度机会，开始构建自己的网络组织，销售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从Google手上抢走了不少的广告。

百度是一个“快速而精明的对手，”皮内特做出如此的评价。虽说Google声称要将中国的销售队伍扩大一倍，皮内特却拒绝透露到底是怎样规模的团队。眼下Google市场团队正在中国25个城市巡讲，试图向中小企业推销自己的服务。

尽管百度之前受到了竞价广告嫌疑的指责，可是这个本土网站依旧占据着市场和公关形象的优势地位。

“百度对本地业务玩得非常熟练，”沃尔夫说。“通常观念认为，百度对中国人的需求更了解。”

几年前，百度的一个在线广告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一个中国明朝的人玩文字游戏来取笑一个中文讲得很差的西方人。这个广告传递的信息很明显：百度会说中文，Google不会。

“在找国外网站时，我才用‘GoGo’，”叶芝辉（音）是河南的一名程序员。“如果我想找中文信息，我会用百度。”和美国一样，搜索引擎的名字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动词。不过当叶芝辉想搜点东西，他不会说“Google一下”，相反，他只会“百度一下”。

百度目前占据着中国搜索市场收入的61.6%，Google则是29.1%，排在第三的雅虎只有5.6%。

虽然现在Google中国业务看起来是没有生气，但专家认为Google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严肃认真地在两个领域挑战百度：手机服务和授权音乐。

中国最大的手机运营商中国移动已经采购了一系列采用Google Android操作系统的手机设备。Google也可以在手机上的谷歌地图上做广告。

尽管手机在线广告在中国还处于幼儿期，但根据易观国际的调查，过去的12个月里，掌上设备的互联网搜索使用量猛增120%。

在中国高速成长的手机市场中，Google 和百度各控制了四分之一的手机搜索市场。不过Google希望随着中国移动3G技术的运营，搜索量会有个爆发式的增长。中国拥有7亿手机用户，为全球之冠。不同于美国的是，很多用户因为买不起电脑，于是将手机作为上网的最主要手段。

音乐方面，Google与国际几大唱片公司合作，允许网民免费通过第三方的中国网站下载音乐。这样做也让Google在法律上占到了有力的位置。因为百度提供的音乐大多都是引用的非法或未授权的站点。而从上月中国文化部的通知来看，提供在线音乐服务将要同时提供相关歌曲的版权信息，这可能会对百度音乐产生较大冲击。

即使手机业务和在线音乐可能会在长时间竞争中帮上Google一把，专家也认为李开复的离去对Google中国是大为不利。李开复被认为是一个梦想家，他的励志著作《做最好的自己》有大批拥护者。在李开复任职期间，他启用了本土团队，杨文洛担任研发总监，刘允负责销售和业务开发。

“李开复很有魅力，中国年轻一代很喜欢他。”北京互联网专家郭怡广说。“他把自己的个人品牌运用得如此成功，这对后来继任者压力很大。”

李开复曾经写道：“请停止散播这些（关于我离职）毫无根据的传言。我离开Google的原因很简单：‘我的新工作实在令人兴奋。’”

内部员工眼里的李开复是一个好老板.去年11月,他去印度出差,经过20小时的转机飞行,他到达班加罗尔机场才发现秘书忘了给他办理印度签证,折回北京后,他没对秘书发火,只是告诉她“下不为例”,秘书自己倒是哭得难以自持,一直耿耿于怀.为化解秘书的愧疚,李开复几天之后在出发去昆仑饭店参加会议前, 故意去问秘书,“请问昆仑饭店的签证帮我申请了吗?”大笑之后,是下属被化开的心结.技术人员眼里的李开复是个懂得工程师文化的管理者,他最经常对工程师说的一句话是,“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另一句话则是,“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

一位高管和两个普通谷歌工程师都想到做音乐搜索却得不到其他人支持,他们去找李开复,李对这个产品也很疑惑,但是他说,“如果你理解了其中的困难之后仍愿意投入,那我就支持你.”后来音乐搜索成为谷歌的一个重要产品.

这样一个人有一天突然离开谷歌创业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第一、他的秘书坚定地要跟他走,他答应了.其他人也提出想跟他走,他婉拒了,因为留在谷歌的待遇更加优厚.

第二、工程师们对其趋之若鹜,在李开复宣布离职创业的当天,创新工场收到7000封求职信.

第三、媒体对李开复创业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即使是平日里最尖刻的评论者,对于李开复此次的辞职创业也只是提出善意的提醒.

第四、还有比这更完美的辞职创业案例吗?

上一次李开复辞职同样轰动全球,李开复也因此成为媒体封面人物,但那不是他的个人意愿,当时的李开复只是微软和谷歌这两大巨头之间斗争的夹心饼.

在9月5日离职消息泄露之前的两周,李开复每天晚上3点会醒来上网,除了查收投资人的邮件,更重要的事情是“看看网上有没有负面新闻,消息有没有泄露出去.”李开复显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次离职充满了危机.”他感叹,随后他反问,“你不觉得吗?”

外界当然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翻阅各种媒体铺天盖地的对李开复的评价,使用的“最负面”的一个词汇也只是“争议”,而所谓“争议”,不过是暗指李开复善于经营名声,乃至有些炒作成分.

李开复爱惜名誉众所周知,在谷歌中国几年,谷歌不时遭受明枪暗箭,最让李开复难以释怀的是对他个人私德的恶意攻击,例如谷歌公司一次集体晚交个人税款被演绎成“李开复逃税”,这样报道让他“很受伤”.很难指责李开复爱惜名誉有什么过错,李开复经常去大学演讲,如果事关谷歌的推广和招聘,相关费用由公司支出,如果只是个人性质演讲,他会自己承担费用.

李开复对个人品牌的小心呵护在他自立门户时收到了回报.他的创业计划5年耗资8亿人民币,当他拿出自己的创业计划时,风险投资商中经合集团立刻同意了投资入股,认识了8年的朋友,鸿海集团郭台铭也成为了李开复创业项目的最大股东,据说鸿海向李开复的创新工场投资了500万美元.

郭台铭甚至是李开复创业的一个重要推手,2009年他们沟通的一个重点是互联网.在过去,制造业大佬郭台铭的思路是“硬的才是大生意”,软件、互联网不是大生意.2009年5月,郭台铭甚至专门跑到北京找李开复聊Google的商业模式跟文化,“我都不是很确定软件跟互联网到底能不能赚很多钱,这次我相信了.”郭台铭曾经问李开复,你会不会出来开这样一个公司,我很想来支持你.

李开复又去找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YouTube创始人陈士骏以及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时,也得到了他们的投资支持.柳传志提了个问题给李开复:你把创业者跟创业想法分开了,会不会让他欠缺激情?李开复做了一个简要的回答.一个月时间,李开复已经凑齐了前期所需的2亿元资金.

【李开复说:“这次离职充满了危机.”】

采访结束时,我们问李开复:“在你职业生涯中,哪一次是你最凶险的一跳?”

李开复说:“还是微软那一次.”

但是,李开复的创业一跳,最“凶险”考验在后面.

李开复从2008年夏天开始考虑结束自己的经理人生涯,从一个大学教师,到加盟苹果、SGI、微软,并最终成为谷歌的全球高级副总裁,李开复的职业经理人之路在谷歌已经走到了最高点.但是在度过开创谷歌中国的激情时期后,在谷歌的最后一年李开复萌生退意.与微软一样,谷歌在中国的商业运作被诸多政治因素所影响,而谷歌在全球的一贯做法又与中国当地的政策有着种种冲突,这导致谷歌在中国动辄被罚,微软在中国受挫之后,比尔·盖茨和鲍尔默还不时前来中国修补示好,而谷歌公司的两位创始人布林与佩奇至今尚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

他最初的选择毫无悬念,像许多职业经理人那样筹集一笔基金从事风险投资,就在他快要找到投资人的关口,雷曼兄弟轰然破产,计划中的风险投资基金顿时没了下文.不与谷歌续约又不去做投资,摆在李开复面前的路剩下三条:去另外一家跨国公司,去民营企业,去创业.

这四条路径也是“打工皇帝”唐骏眼中的明星CEO的关键退出路径,甚至是“一种无奈”,唐骏向《中国企业家》解读说,去跨国公司,“你必须要比原来的企业好一点,职位要稍微高一点,一般都是很难.关键是,你是微软的,到IBM还不一定做得来,IBM还不要你,HP的你到微软来,微软也不一定要你,这个很尴尬.”

去民营企业,唐骏说,“民企的道路是非常坎坷,艰难,而且是很不容易,不是一般的水土不服,会有很大的差异,不能叫落差,巨大的差异.”

去创业,唐骏认为,“这是最艰难的路径.要做出一个三到五家的相对来说有那么一点点小成功的公司,是很难的一件事,也许一家都做不了.难题在这个公司是不是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是不是可盈利的商业模式,是不是可复制的商业模式.”

选择最险那条路的李开复在拍摄照片时,向我们吐露了心声,“我不想再有老板了!”

他想过用一小笔资金从事天使投资,这是因为他看到美国科技创业公司有40%的投资来自天使投资.美国硅谷的创业模式是建立在一个信息流畅、人脉资源丰富的环境之下,“因为聪明人都认识聪明人,很开放,愿意分享信息,有Idea找一个 VC,有人帮你牵线,你自己牵线,一下就拿到钱”.而“中国人相对比较不愿意分享信息,我有好的点子,我不告诉你,我认识好的人,我自己留着,我不介绍给你”.

不过李开复并不甘于做单纯的天使投资人,“可以说周鸿、雷军,或者邓锋在扮演这个角色,李开复加入这个行列.但是从三个天使变成四个天使,帮助不大.”他想,“能不能规模化天使?”

今年6月,李开复在住院的时候回想自己这一生,“哪些时代我最快乐?”得到的答案是“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创造Google中国的时候,还有就是创建微软研究院的时候,这两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于是他想到了做“一个公司是我永远在创造公司.”

两者结合,他决定做一个创新工场,批量制造创新公司.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行业是创新工场重点关注的项目.

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就像是一个科技公司和天使投资的混合体,他自己称其为“有组织的天使投资和创新产品”,在这个平台上,李开复的任务是“整合”,“我分别要来优化好的想法,好的创业者,好的工程师.”他说,一旦项目孵化成熟,创新工场将会对其投资,并且将整个团队剥离出公司,独立出来的公司可以接受风险投资走上市的道路,也可以被出售给其他公司.

这种模式可以充分发挥李开复在高科技项目上的管理经验,各种资源整合优势,正如他在谷歌所做的.不过这个看起来理想的模式目前看来也有着明显缺陷,例如提出项目的人最后未必是项目的主导者,这显然会伤害创业者的动力.

还有,在创新工场平台上的创业者并不需要自己投资资金,相反,他们还能在创新工场里拿到一笔足够生活所需的工资,这样会不会导致创业者的潜力得不到足够的激发?“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李开复回答,“我觉得可以让他出钱,但是我觉得要看个人的经济状况.”

创新工场的模式还有很多盲点,李开复并非没有看到,“我也可以考虑,但是这是未来的,现在什么都考虑的话,我就没有时间做事情了,其实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要理解一个道理,你不可能一网打尽.”他说.

这些问题并不真正值得担心,商业模式的调整空间很大.最大的麻烦其实在于,李开复这个模范职业经理人,能够在自己创业时找到狼性,有足够“狠”劲吗?

“节省、拼命工作,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狠.”李开复回答.他举例说,当初在买创新工场域名时,对方开价2600美元,就是这个看起来完全可以接受的数字,李开复最后硬是把价格砍到了1000美元.公司的办公场地也是他自己去谈判.“我找回了我的激情.”他说,“过去的一个星期左右,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但是我一点都不累.”

接下来,他用一长串排比句展示了自己“狠”的一面,“我能不能把表现不好的人 Fire(开除)掉?毫无疑问,过去我也可以.我能不能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去欺负竞争对手?这个我不能.我能不能比较本土化的去做事情?我绝对可以.我会不会拼命工作,然后要求员工也拼命工作?我会.我会不会拍桌子骂人?我不会.但是我会不会用很严格的标准去告诉员工,你如果达不到这个,会有严重的后果?这个我会.”

曾经创业过的唐骏,这样看李开复的创业大敌,“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中国不缺市场,中国不缺人才,但是中国就是缺真的可能把握市场机遇的这些人.”

自己买域名、自己租场地、亲自给工程师买盒饭,李开复从来没有挺起身段摆谱,但他能像中国的创业者敏锐发现、野蛮生长吗?

“其实我们的赌注就是我能看得清楚那些工程师、创业者和想法,然后我能把他们撮合在一起,这个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我的.”他说,“同时我也承认那种过度野蛮,尤其下三滥的事情,可能是我比不上其他人的地方,我希望前者比后者远远更重要.”

不过他话锋一转,“我可能能做的那些野蛮的东西,超过你的想像.”

文/《中国企业家》

服务业全面推行税控 企业却被“搭售”近万元
从今年开始，不少在本市饮食、娱乐、服务等企业消费的市民发现，拿到手的发票不再是手工填写的单据，而是由机器直接打印的发票。为了防止企业逃税避税，税务部门要求在这些行业逐步推广税控机，以便随时掌握其缴税情况。然而，原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却在便利了政府管理和市民消费的同时，给另一个群体带来了负担。在缴税设备升级的过程中，由于税控机市场的相对垄断，不少中小企业被或明或暗搭售一些“配套设备”，叫苦不迭。

新电脑不如旧的好

8月31日，位于中山西路2368号9楼的上海爱信诺信息有限公司大厅里，熙熙攘攘。“不久前接到税务专管员的电话和传真，告诉我们2009年上海将全部转为税控机开发票，否则不能更换发票，税务局也不再销售手工发票。通知上写明的购机地点就是这里。”注册在金山的某广告公司会计小王告诉记者。

然而，等小王拿着通知来到这里才知道，开票方式的改变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要买一台税控器，1580元，这是必须的。还要把自己的电脑抱过来验机，看是否能和税控器兼容。”等小王搬着公司电脑来验机后，对方却明确告知，不能兼容税控器，因为主板不符合规定。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电脑可以兼容呢？“奔腾赛扬2.4G、512M内存、80G硬盘，串口和并口空闲一点，主板上芯片是英特尔的，正版XP。”一位男性工作人员很痛快地告诉记者。听起来要求并不高，可就是如此简单的要求，实践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今年3月，某公司财务King把自己的电脑搬到了验机处，可对方说不兼容，理由是“配置太新了”，“我们电脑是新配的，对方说没有串口，所以不符合要求。”

“现在很多新主板没有串口或并口。”一听记者说出所需配置，上海胜微电脑的李先生马上便明白了，“你是要配税控电脑吧，他们需要的配置都很老，不到2000元就可以配好，包括正版XP。不过不同区要求也不同，你最好问清楚再来，否则一趟趟换就麻烦了。”

不想麻烦也很好办，不少被拒的验机者都被爱信诺工作人员推荐过一款名为联想扬天T2060V的“专用税控电脑”，“和我们的税控软件做过专业的兼容测试，肯定不会出现兼容不了的问题。”工作人员介绍，而这样一台专用电脑的价格是2980元（主机），配置是赛扬2.4G、1G内存、160G硬盘，同配置兼容机市场价不到2000元（包括正版XP）。

根据《上海市税控收款机推广应用办公室关于推广应用税控收款机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除了爱信诺之外，目前全市共有八家企业入围税控收款机供应商，而且这些企业“包干”了不同区域，在所属区域内，企业只能向他们购买税控机和软件。

现在，会计小王决定过段时间再去办手续，“加上打印机、数据备份器、服务费，杂七杂八的费用有七八千元。我们是个小公司，每个月也开不了几张，先用手工发票顶一阵子吧。”

同一公司软件也冲突

　　同样烦恼的还有陈丽（化名）。陈丽的公司主要经营办公设备，规模不大，只有12名员工。根据国家规定，作为一般纳税人，在申请报税资格时，必须安装一张金税卡，而这张卡和防伪税控系统，在全国只有爱信诺的上级单位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航天信息)可以提供，在上海由爱信诺提供服务。今年年初时，陈丽便已根据爱信诺的要求，买了一台新电脑用于防伪税控软件的升级。

6月，陈丽接到通知，要求安装服务类发票的税控软件。于是，她抬着这台新配的电脑又来到了中山西路的爱信诺分部，想把新软件装在同一台电脑上。可问题来了，工作人员拒绝帮她安装，“两套不同软件必须装在不同电脑上，否则会出现兼容问题。”

“两套软件都是同一家公司开发的，为什么不能装在一起？自己的软件有冲突，不是打自己耳光吗？按照这种逻辑，各大软件公司都可以说，我们的软件要单独安装，不能和其它软件兼容。那办公室的桌面和桌底岂不是要放满电脑主机？”陈丽对此非常不理解，再三追问下，工作人员“甩”出一句：这是税务局的规定。

真有这样的政策吗？8月31日，记者拨打了税务热线12366，客服人员明确告诉记者：政策上并没有强制规定，增值税防伪开票软件和服务性税控软件不得安装在一起，这样的规定只是服务单位自行约定的，企业可与其协商。

“奥妙”究竟在哪里呢？就同样问题，记者咨询了爱信诺的客服热线，在一再强调增值票和服务票必须要在两台电脑上开发票之后，对方却又表示，如果购买他们这里的清华同方专用税控电脑（CPU：E1400，内存：2G，硬盘320G），再买一张隔离卡，两套软件就可以装在一台电脑上了。咨询下来，二者的价格分别是：3930元和640元，而同样配置的同类品牌电脑售价不到3000元，兼容机就更便宜了，胜微电脑的李先生说2000出头肯定搞定。

最终，陈丽还是没有花这笔钱。在网上，她看到不少公司遇到与自己同样的问题，并贡献“攻略”教人如何过关，“我根据网上一家公司的方法，都装在一台电脑里了，也没买隔离卡。提供方法的那家公司已经用了3个月，没有任何冲突。”

记者质疑
到底什么是专业税控电脑？

　　记者曾几次探访和致电上海爱信诺公司，但每次问及“专业税控电脑”的作用，爱信诺不同的客服人员均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只是含糊表示，和他们税控软件兼容性好，一定不会冲突。至于硬件配置，除了简单的CPU、内存、硬盘外，没有更多信息。一名钦州北路爱信诺总部电脑发货处的工作人员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当然不能告诉你，否则你们都到外面配，我们电脑卖给谁？”

记者随后又拨打了清华同方客服电话，询问其税控电脑的配置及其特殊之处，客服人员竟然也不知道。“税控电脑属于专业电脑，需要和专业渠道商联系，”随后客服给了记者一个电话，称可与其联系，而这正是爱信诺的咨询电话。

在网络上，关于税控电脑的说明同样很难找到，只有很少地方语焉不详地提到税控电脑“可以一键开票，采用最底层的磁道分区技术，可以使应用系统分别在独立的操作系统下运行，并采用了先进的硬盘控制技术。”

“这些技术都是目前最普通的技术”，上海威尔科技技术总监翟君给记者逐一分析，一键开票其实就是键盘快捷方式，只要在系统中简单设置一下就可以了；磁道分区技术无所谓高低，最多采用软件将不同分区单独加密，也十分简单；硬盘读写控制技术，只要会一点底层编程软件语言的普通工程师都可以做到。技术的含金量并不高，价格却比同类配置贵出50%，着实难让人理解。

至于动辄不兼容的“毛病”，在翟君看来更是不应该，“无论软件、硬件的发展方向都是标准化，人为制造兼容问题，其实是种倒退。”

记者观察
能不能真正给小企业减压？

在对多个小企业财务人员的采访中，“机打票”成本是他们最为忧心的地方。在记者拿到的企业选购清单上，开列着一系列必选、可选、专用的项目：税控器每台 1580元，数据管理软件每套680元，财税安全卡每块640元，票据打印机每台2480元—3580元，税控电脑2980元—3980元不等。如果配齐全套，最少上万元。如果不买这些设备，也可以，但服务是没有的，就连在软件中设置一下打印机，都要你自己调试。不少企业怕麻烦，也就买了。对于这种“垄断”的担忧还表现在，每个接受采访的人都不愿透露自己真实姓名和公司，“毕竟只能和他们打交道。”

即使不买任何选配设备，1580元的税控器费用和每年480元的服务费也省不了。“国家控制税务是好事，我们也愿意配合支持，可为什么这部分成本要让企业来承担呢？”采访中，不少人如此询问记者。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上海共有中小企业34.89万户，其中小企业平均从业人员基本在17人左右，动辄上万元的成本对其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去年底,国家进一步推进增值税改革，降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门槛,希望就此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今年的税控机推广也旨在打击沉疴已久的“虚开发票”之祸。然而，企业为此要付出如此高的成本和精力，是否与政策目的不那么和谐呢？金融危机中，作为经济社会中最活跃的分子——中小企业的活力如何，将直接关系经济的复苏，希望能多给他们一些激励，少一些这样的压力。